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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收复新疆前，清廷为何会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
左宗棠收复新疆前，清廷为何会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
海防”与“塞防”之争发生在同治十三年，“海防”与“塞防”之争可以说是是一种“攘外”与“安内”孰轻孰重之争，也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争。说白了，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主的两排政治人物对于如何救中国的两种不同的方案。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强调安定西北的重要性，并察觉到俄国人在西北边陲的野心；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则注意到列强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并注意到日本侵略的危险性。
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东有日本窥伺，西有沙俄图谋不轨，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侵扰新疆之际，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4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使东南沿海防备紧张。围绕如何应对的问题，1874年11月，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用人、筹饷等六项措施，军机处请各地督抚讨论，进而引发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分别提出了“海防论”、“塞防论”“并重论”。
海防论者以李鸿章为代表，李鸿章认为，西北之肃清是内乱，东南海疆之乱是外患，较之于内乱，外患才是当务之急。同治十二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危机四起。东南沿海自唐宋起，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东南财源破坏，会使国家财税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而是国家陷入极端困难。日本袭台***的发生，使得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认识到清***不完备的海防措施的危险性，以及日本对于清***的威胁性。
在李鸿章看来，西北边陲之地天高路远，鞭长莫及，且西北之地荒凉无用，不似东南沿海之地可以为国家带来财政收入，出兵西北只会增加国家负担，而且西北之地，强邻环伺，即使勉强恢复，也不一定能够长久守住。而日本近在咫尺，虽然清廷以50万两白银解决了其侵台***，但难保日后不在发难。如果不整顿海防，对日本做好防范，难免日后陷入被动。
所以李鸿章认为：
因而反对出兵西征，主张将西征的军饷用于海防之用。虽然这个主张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海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他忽略了来自西北及俄国人的威胁，加上来自塞防论者的压力，最终没有被清******纳。
左宗棠是同治末年塞防论者中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这与当时西北边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相关。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严防“胡人南下牧马”的边防政策，因为在传统的骑射时代中，中原王朝的命运与西部、北部的边陲之地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息息相关。纵观中国的历史，绝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与边疆地区***的兴起息息相关。即使清朝本身，原本也是崛起于关外的***。
当时的俄国人以阿古柏侵扰新疆，保卫边境为借口，占领伊犁，但是在清***平定叛乱之际，不但没有归还伊犁，反而任由军队在伊犁作乱，***欺凌之事不断出现，鉴于新疆是北方的屏障，也是西北国第一防线。左宗棠认为必须派军镇压军，收复新疆、伊犁等地。否则内地不保，只有制止沙俄对西北的入侵，才会使东南沿海安全平安无事。
左宗棠的观点，着眼于来自塞外草原的传统外患，充分反映了传统中国对中亚草原部族入侵的戒惧心理。但是要说明的是，左宗棠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塞防论者，和李鸿章只强调海防相比，左宗棠更加主张两者并重。左宗棠认为，新疆是首都的屏障，若新疆不稳固，势必影响蒙古，进而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也会被撼动，但是东南沿海更是经济重心之所在，因此也是丝毫不能疏忽，必须两者均予以重视。
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争，从来不是“塞防”和“海防”之争，左李之争说到底是政争，而非塞海之争。
站在当今的角度去看，对于一个同时拥有陆疆、海疆的国家而言，不论是塞防也好，或是海防也罢，皆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只有塞防，也不可只有海防。
当年的左公宗棠也并非只持塞防一说，而是塞、海兼顾，到后期之所以演变成为塞防和海防之争，纯粹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李鸿章压迫的缘故。
阿古柏和沙俄入侵新疆之时，不幸恰逢日本出兵侵台，这是引发左宗棠和李鸿章塞防海防之争的导火索。
左宗棠说要出兵驱逐阿古柏和沙俄，咱们的领土不能丢。
不过，让左宗棠没想到的是，阻挠他出兵收复新疆的最大阻力不是阿古柏和沙俄，也不是列强，而是清朝内部以李鸿章为首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反对。
按说左宗棠出兵收复失地是好事，李鸿章理应支持才对，可他为什么却会绞尽脑汁地阻挠呢？
原因便在于李鸿章正在积极筹备海防之事，在李合肥看来，“东南海疆万里，一国生事，各国勾煽，一旦生衅，兵连祸结，防不胜防”，列强几乎全由海上而来，也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牟利，所以当然得海防为先。
反观西北失地，“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一片黄沙贫瘠之地，不能为清***带来利益，反倒平白让清***添钱，清***每年在那耗了多少年钱？好几百万两呢！所以，还是不要了，沙俄想要那就给他。
左宗棠一听，这什么破借口，每年耗个几百万两就不要了？
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之后，就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为此，左宗棠特地将他的陕甘总督署从兰州前移到了凉州，也就是武威，为出兵做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前平定陕甘回乱，左宗棠就已经消耗了不少钱粮，陕甘一带刚从动荡中恢复平静，原来的储备物资基本上都消耗完了。所以在确定将要出征新疆之后，左宗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集粮饷。这时候，如果他还要坚持出兵，那么就只有请求朝廷拨款支持了。
但朝廷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先是太平天国起义席卷整个南方，尤其是东南财赋所出的几个省，刚稳定下来不久，捻军又在中原腹心之地愈演愈烈，先是曾国藩奉命堵剿，堵剿不成又改为李鸿章的淮军去继续堵剿。好不容易剿灭了捻军，朝廷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又开始大搞洋务运动，银子也是花得如流水一般。
所以，朝廷一听左宗棠坚持要收复新疆，虽然觉得左宗棠忠心可嘉，但朝廷也觉得为难，钱只有这么多，如果给了李鸿章去办洋务，搞北洋水师，加强海防，就没钱给左宗棠去出兵新疆了。而且，左宗棠预算的也不是小数目，估计需要三千万两白银，这可不是小数目，也不是朝廷随便从哪儿挤挤就能挤出来的。
这样，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个阵营就开始了争论，虽然他们俩自己没有出面，但各自的门生故吏等人开始不断的上奏朝廷，进行辩论，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塞防论和海防论。简单来收，就是朝廷现在只有这么多钱，到底是用来建设水师，加强海防，还是用在西北，去收复新疆。左宗棠作为陕甘总督，自然是塞防论的幕后推手，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当然是海防论的幕后主使。
其实，左宗棠做过闽浙总督、南洋大臣，也建立过南洋水师，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水师的重要性。从***战争以来，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侵略中国，无不是从海上来，清军不是不能战，而是机动性不如列强的坚船利炮，所以加强海防是势在必行的。尤其是在第二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大沽口登陆，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更是奇耻大辱。
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只有这么多，所以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而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在朝廷占上风，各自自然也会攻击对手，于是出现了海防论一派认为西北苦寒之地，人口稀少，物产不丰，形同鸡肋，得之不足以强国富民，失之对国家也不算太大损失，所以不如放弃西北，把财政经费主要投入到海防建设上来，外御强敌，保卫京畿。而左宗棠一派则反复强调西北的重要性，新疆不仅不可失，而且收复之后还必须加强建设。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于，李鸿章当时已经开始有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思路，所以企图和沙俄结盟，以对抗英国，而沙俄当时侵占了北疆一部分地区，如果出兵收复新疆，就很难避免和俄国发生冲突，所以，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让英俄双方去争夺新疆，为清朝争取加强海防的战略机遇。但他这种投机思路其实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左宗棠坚持出兵，消灭了阿古柏势力，才为之后曾纪泽出使沙俄，讨回北疆打下了基础。
慈禧太后最后的裁决是，同意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但却没有答应拨款，而是让左宗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这其实等于只是给了左宗棠一个口头支持，具体问题并没有解决。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借助胡雪岩去向列强借债。而清廷的财政拨款则继续交给李鸿章办洋务，办北洋水师，结果是左宗棠出兵之后为中国守住了六分之一的领土，而北洋水师耗费巨资，在甲午战争中一战而溃，清朝的财政投入也付之东流。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鸿章当时急于让中国变成一个海洋强国，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中国本质上还是一个大陆国家，必须先立足于扎紧自己在大陆上的篱笆，让别人无机可趁，才有能力经略海洋。而在自己周边还存在比较强大的威胁的时候，都必须塞防优先，海防只能以防御为主，而不能过于强调建立以进攻为目标的大舰队。1949年以来，我国其实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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